句句是改革 字字有力度(權威訪談·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作者:中國交通文化網    來源:人民日報    發布時間:2013-11-15 10:32:30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詳解十八屆三中全會亮點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15日   02 版) 

  亮點1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決定》涵蓋15個領域、60個具體任務,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記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為《決定》起草和修改的親身參與者,您認為《決定》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

  楊偉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全會通過的《決定》是新一屆黨中央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進軍號角。對于《決定》的特點和蘊含的思想,我理解主要有五點:

  一是主題全面。這次會議確定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前6次三中全會有所不同。盡管前6次會議也都與改革有關,但主題僅是某一方面改革。這次則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之所以確定這樣的主題,一方面是為了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相適應,另一方面也是實踐需要,當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只有堅持全面改革,才能繼續深化改革。

  二是主線清晰。《決定》提出“6個緊緊圍繞”,分別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這6個領域的改革主線,反映各個領域改革的基本理念。如第一個主線是“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就是說,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財稅金融、宏觀調控等經濟領域的所有改革,都要圍繞這個主線來展開和推進。提出每個領域各自特定的主線和方向,不僅全面深化改革總的方向不會迷失,每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會偏向。

  三是重點明確。《決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與此同時,堅持問題導向原則,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發揮其對其他領域改革的“火車頭”牽引作用。15個改革任務中,6個是經濟,生態文明體制也與經濟密切相關。經濟占了所有改革任務近一半。之所以如此,主要考慮是,當前我國存在的問題,根本上說還是發展問題。推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黨和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們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下一步發展面臨眾多難題和風險,過去支撐快速增長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我國已到了必須主要依靠改革紅利釋放活力、實現發展的階段。這次把改革的時間目標定位在2020年,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相一致,也是這個道理。

  四是力度空前。《決定》2萬字左右,涵蓋15個領域、60個具體任務,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話的內涵十分豐富,落實下去都會使該領域的體制機制發生重大變化。在起草和修改過程中,有兩個原則讓我記憶深刻,一是只寫改革,特別是重大改革,發展的任務原則上不寫;二是修改時,對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舉措的,除非理由特別充足,一般不接受。而增加的改革內容,只要有最大公約數的、有一定共識的都寫上。我聽到很多參會人員說,沒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這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改革決心和勇氣,體現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有膽有識、敢于碰硬、勇于擔當的氣魄。

  五是行動扎實。通過一個好的《決定》固然重要,但要把改革任務落實下去,變為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變為國家治理能力,必須抓好落實。這次《決定》的落實是有保證的,體現在:組織落實,明確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時間落實,鮮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改革進程是可檢查、可評估的。這體現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抓工作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

  亮點2  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治理主體多元,方式法治化,不再是簡單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記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何理解這一新提法?

  楊偉民:這是《決定》的亮點之一,豐富了我國現代化的內涵。過去我們說,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分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角度提出的。而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從制度層面提出的現代化目標。這樣,發展的目標與制度的目標就銜接起來了。

  我對這個新目標有幾層理解:第一,內涵是全面的,是整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的治理體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國家治理水平是檢驗社會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標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形成相對穩定成熟的制度體制,而不是缺乏定勢、變來變去的體制機制;第三,主體是多元的,治理與管理的區別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場、社會組織,黨、人大、政府、政協等多元主體一起進行國家治理,而不是僅僅依靠一種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種表現,這次提出的協商民主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重要一環;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國,依法治理,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而不再是簡單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亮點3  市場的作用從“基礎”變為“決定”。這一論斷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改革有了原則和檢驗尺度

  記者: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過去的表述是基礎性作用。一詞之變的意義在哪里?

  楊偉民:從“基礎”到“決定”,2個字的改變,意義十分重大,是《決定》最大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

  與1992年所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比,這一論斷具有同等歷史地位,將發揮同樣的巨大作用。1992年的重大理論突破,有力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國家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論斷,會同樣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給我國再爭取一個20年的改革紅利期,助推我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這一論斷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需要遵循。基礎性作用,給人的理解是在市場之上還有一個力量在配置資源,那只能是政府。另外,過去對宏觀調控也有擴大化理解,似乎宏觀調控就是政府配置資源。1992年以來,對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雖然在表述上有所調整,但主要是對市場作用“量”的調整、程度的加強,沒有質的變化。《決定》2個字的改動,抓住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深層次的問題。“決定性”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可以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者不是別的,只有市場。

  這一論斷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前一段時間,大家對改革的突破口、重點等有很多討論,有的認為是財稅體制,有的認為是金融體制,有的認為是土地制度等。這些改革無疑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停留在原來的認識水平上,據此設計出各領域的經濟體制也不可能有質的變化。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為標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則和檢驗尺度。

  這一論斷抓住了我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還不完善,核心問題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的干預太多。產能過剩、城市病、耕地占用過多、地方債風險、生態環境破壞等,很大程度上都與政府干預過多有關。比如產能過剩,除了市場本身的盲目性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預,是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盲目投資。現在產能過剩嚴重的鋼鐵、水泥、玻璃、造船以及風電、太陽能,都是政府關照較多的行業,而市場化程度高的輕紡、電器、輕工等產能過剩并不嚴重。

  既然我們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又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內涵、一般規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論障礙,在理論上承認這一規律,在實踐上遵循這一規律。

  亮點4  清晰界定政府職能和作用。5項職能是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

  記者: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之后,政府應該做些什么?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楊偉民:把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現代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經濟發展都會孤掌難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行,沒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認識到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內涵的不同。就資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職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解決目前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問題。《決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職能和作用,我認為可以概括為5項職能,即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

  與以前對政府職能的界定相比,《決定》沒有提經濟調節,因為這個概念過于寬泛。調節什么,怎么調節,并不明確,給政府干預資源配置留下的空間較大,也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相矛盾。《決定》還強化了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職責,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針對性。理論上說公共服務可以包括環境保護,但在目前我國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有必要單獨列出。在這一問題上,政府干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越位,而是遠沒有到位。

  亮點5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

  濟都是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老大、老二之分了,深化國企改革有許多新思路、新任務

  記者:基本經濟制度方面,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并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這方面有什么突破和創新?

  楊偉民:我們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是隨著改革的深化而不斷深化的。過去,我們認為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后來承認是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這個前提,似乎總有一部分是違法的。目前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障礙,“玻璃門”、“旋轉門”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沒有把非公有制經濟放在與公有制經濟同等地位上。在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決定》有很多新的突破和創新,我的學習體會是,主要體現了一個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對待和認識各種所有制經濟。

  一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過去也講過“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來沒有與公有制經濟放在一起講,而這次放在一起,十分鮮明,沒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二是在保護產權、使用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法律保護、市場監管、依法監管等各方面,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公平、公正、統一等關鍵詞。

  三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內涵和定位。今后,既要發展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要鼓勵發展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此外,《決定》在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改革方面有許多新思路、新任務。國有企業第一波改革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有效實施《決定》關于國企改革的任務和舉措,必將掀起國有企業的第二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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